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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本版主持：李鴻文
　　 在宋彬彬道歉一事上，不斷有新的證據呈現，不斷產生新的觀點，通過持久而激烈的辯駁與爭論，一步步地逼近真相，使反思向更深層次推進。
　　 1月12日，宋彬彬從紐約趕回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（原北師大女附中），在東一樓，在安放著卞仲耘副校長銅塑雕像的會議室里，宋彬彬向當年的老師、同學以及老師的後人道歉。這是遲到了48年的道歉，也是繼陳小魯之後，又一起標誌性的道歉事件，由此引發輿論的強烈迴響。
　　 符號化的道歉
　　 宋彬彬的道歉之所以具有標誌意義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一、和陳小魯一樣，她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後代，身為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，其身份的特殊性決定了其行為的“不同凡響”；二、因當年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帶上紅袖章，她一舉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學生，並以“宋要武”之名作為“文革”暴力符號，定格在歷史的記憶中。有關她的生平和“事跡”，建議閱讀南方周末記者劉長撰寫的《宋彬彬就“文革”道歉的歷史迷障》，如果想作更進一步瞭解，不妨開動搜索引擎。
　　 這麼一位攪動歷史泥潭的人物在沉默了近半個世紀之後，終於開始道歉了。輿論在短暫的驚愕之後，陸續出現認同的聲音。有現場目擊者透露，宋彬彬在道歉時“很動情，數度落淚”，似乎旁證了她的“真誠”。也有人肯定她的勇氣，說在目前大環境下，這樣的舉動需要良知擔當，也需要當事人對歷史作出交代。
　　 勇氣往往通過比較來證明。相比那些不敢道歉、甚至沒有悔意的人，相比那些試圖重回“文革”的人，作為符號人物的“宋要武”，通過一次儀式化的道歉，在蛻變、還原為宋彬彬本人之後，又一次被符號化。有人期待這是徹底清算“文革”的開始，為杜絕“文革”災難的重演，需要參與者謝罪。有人回望歷史三峽，認為遲來的懺悔也是救贖，她打破沉默，讓良知從罪惡的心底生長出來。
　　 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最早通過個人微博，旗幟鮮明地“向陳小魯、宋彬彬這些道歉和懺悔的紅衛兵致敬”。而其關切直指當下，認為公共權力同樣是“文革”受害者，有責任鼓勵社會反思，在市場經濟發展30年後，尤其要反思意識形態的野蠻，重建中華文明的價值理念，並且學習德國二戰後的自省，解脫一代人的重負。
　　 與王巍的失望與激憤相比，支持者中的另一種聲音顯得超脫得多，這部分觀點認為：反思“文革”，不是為了製造新的仇恨，而是要喚醒良知，尊重生命，保障法制，促進和解。
　　 掙脫糾結反遭“詰難”
　　 當年，“宋要武”英姿颯爽，在天安門城樓給最高領袖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，可走下城樓，她所從屬的派系就開始失勢，她本人也從勇立潮頭的先行者，轉而成為“革命”的對象；如今，宋彬彬白髮蒼蒼，好不容易掙脫內心的糾結出面道歉，卻引起輿論軒然大波。
　　 儘管早有心理準備，但與收穫到的零星掌聲相比，鋪天蓋地的質疑甚至“詰難”，也許還是超出了她的預料。在這些反對的聲音中，毫無疑問摻雜了當年“文革”的參與者，以及希望再來一次“文革”的人，個別知名人物以慣用手法進行惡意的政治栽贓，將她的道歉“升格”為與當今意識形態的對抗。這些人的追隨者則用匿名指責她上演了一場“道歉鬧劇”，並且質問：“打著開國上將子女的旗號，經過父親同意了嗎？”匿名者還像往常在網絡中充當“水軍”一樣，通過“揭密”來分化、孤立目標，說她赴美留學後，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環保局但任過環境分析官員。將她的身份標註在“美國官員”上，是這些人在公共論壇中滲入激進民族主義毒素的老把戲。
　　 對這些為“文革”叫魂者的惱怒，宋彬彬應該有所意料。但讓她沒想到的是，一些平時與那些人水火不容的知識分子，在這件事的立場上竟然與自己的對手達成了臨時同盟。不過，同盟不同路，知識分子大多坦蕩地以實名發言，至少在格局上，與那些猥瑣的匿名者見出了高下之分。
　　 梳理知識分子質疑，大致有三類：
　　 一是認為寬容要有資格。一位我長期關註的博主強調，“道歉是自我救贖，不是利益勾兌的籌碼，無須以公眾反應為條件。殺人越貨之惡，豈是一個道歉可了？非受害者及親屬，無資格大言寬容，何顏面矯情致敬？至於擔心會‘嚇阻’潛在觀望者的人，幼稚到讓我心碎。”
　　 二是質疑道歉缺乏真誠。有人認為宋彬彬的道歉更像“自我開脫”，還有人進一步追問：既然你說兩次到場“阻止”， 那麼，你就是慘劇的見證者。反思從見證開始，從揭示真相開始。那天到底誰打死了卞校長，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，你出來說句話啊。不僅是卸下自己的道德負擔，更需要為卞校長說句話，替死去的人說句話啊。見證，比道歉更需要勇氣。
　　 三是懷疑道歉的動機。有人說，她把對老師的暴力迫害說成“沒把老師保護好”，這樣的道歉與事實無關、與懺悔無關、與歷史反省無關、與承擔個人責任更無關，目的是為了把自己身上“紅衛兵”這三個髒字洗白。
　　 沒有真相，就沒有和解；沒有懺悔，就沒有寬恕。二戰後的德國是如此，南非推翻種族隔離制度後也是如此。學者梁鴻的一段話也許可以作為質疑者的總結陳詞：不是不要寬容，而是我們要什麼層面、什麼深度的自我反思和批判。也不是不可自我辯解，而是你為了什麼辯解，如果只是洗脫，那道歉甚至更深遮蔽真相。“文革”的反思與人性的黑暗也必然關聯。
　　 反思要具有公共性
　　 在宋彬彬道歉一事上，不斷有新的證據呈現，不斷產生新的觀點，通過持久而激烈的辯駁與爭論，一步步地逼近真相，使反思向更深層次推進。
　　 學者徐賁的《宋彬彬的“錯”和“罪”》一文提供了另外一個思考維度。一方面他認可宋彬彬道歉的積極意義，另一方面又覺得這種道歉只是一種“輕描淡寫的自我粉飾”，認為她只是認了一些小“錯”，而根本沒有看到（或承認）自己該承擔的那份“罪”責。
　　 南風窗雜誌的官方微博引用人大教授張鳴的話說，“不要以為歷史已成過去，它是有可能反覆的。韓德強因意識形態問題當街扇老人耳光就是一個表現。”學者劉勝軍發帖說，十年“文革”，堪稱人類歷史空前浩劫。“文革”最大遺毒，在於對法治的肆意踐踏。相當多的人不瞭解“文革”的殘酷真相，“很傻很天真”地將“文革”等同於清廉、公平。痛定思痛，必須立刻馬上設立“文革”博物館，警示世人。
　　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專門寫下《建“文革”博物館，促中國步出歷史童年》一文，認為宋彬彬的致歉具有象徵意義，且促使我們思考如何避免“文革”這樣的民族災難在中華大地上再次發生。要避免二次“文革”，很重要的是避免遺忘，這就需要建設國家“文革”博物館。
　　 而葉匡政發表在騰訊大家上的《“文革””更需要公共政治層面的反思》，更是直接了當地指出，“文革”更需要的是公共政治層面的反思，而不是個人道歉與懺悔的單純累積。雖然個人懺悔有助民眾反思現實中的言論與行為，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如何從法律和制度上，避免此類歷史悲劇的再度發生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宋彬彬道歉 的輿論迴響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