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版主持:李鴻文
   在宋彬彬道歉一事上,不斷有新的證據呈現,不斷產生新的觀點,通過持久而激烈的辯駁與爭論,一步步地逼近真相,使反思向更深層次推進。
   1月12日,宋彬彬從紐約趕回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(原北師大女附中),在東一樓,在安放著卞仲耘副校長銅塑雕像的會議室里,宋彬彬向當年的老師、同學以及老師的後人道歉。這是遲到了48年的道歉,也是繼陳小魯之後,又一起標誌性的道歉事件,由此引發輿論的強烈迴響。
   符號化的道歉
   宋彬彬的道歉之所以具有標誌意義,主要有兩個原因:一、和陳小魯一樣,她是老一代革命家的後代,身為開國上將宋任窮的女兒,其身份的特殊性決定了其行為的“不同凡響”;二、因當年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帶上紅袖章,她一舉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學生,並以“宋要武”之名作為“文革”暴力符號,定格在歷史的記憶中。有關她的生平和“事跡”,建議閱讀南方周末記者劉長撰寫的《宋彬彬就“文革”道歉的歷史迷障》,如果想作更進一步瞭解,不妨開動搜索引擎。
   這麼一位攪動歷史泥潭的人物在沉默了近半個世紀之後,終於開始道歉了。輿論在短暫的驚愕之後,陸續出現認同的聲音。有現場目擊者透露,宋彬彬在道歉時“很動情,數度落淚”,似乎旁證了她的“真誠”。也有人肯定她的勇氣,說在目前大環境下,這樣的舉動需要良知擔當,也需要當事人對歷史作出交代。
   勇氣往往通過比較來證明。相比那些不敢道歉、甚至沒有悔意的人,相比那些試圖重回“文革”的人,作為符號人物的“宋要武”,通過一次儀式化的道歉,在蛻變、還原為宋彬彬本人之後,又一次被符號化。有人期待這是徹底清算“文革”的開始,為杜絕“文革”災難的重演,需要參與者謝罪。有人回望歷史三峽,認為遲來的懺悔也是救贖,她打破沉默,讓良知從罪惡的心底生長出來。
   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最早通過個人微博,旗幟鮮明地“向陳小魯、宋彬彬這些道歉和懺悔的紅衛兵致敬”。而其關切直指當下,認為公共權力同樣是“文革”受害者,有責任鼓勵社會反思,在市場經濟發展30年後,尤其要反思意識形態的野蠻,重建中華文明的價值理念,並且學習德國二戰後的自省,解脫一代人的重負。
   與王巍的失望與激憤相比,支持者中的另一種聲音顯得超脫得多,這部分觀點認為:反思“文革”,不是為了製造新的仇恨,而是要喚醒良知,尊重生命,保障法制,促進和解。
   掙脫糾結反遭“詰難”
   當年,“宋要武”英姿颯爽,在天安門城樓給最高領袖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,可走下城樓,她所從屬的派系就開始失勢,她本人也從勇立潮頭的先行者,轉而成為“革命”的對象;如今,宋彬彬白髮蒼蒼,好不容易掙脫內心的糾結出面道歉,卻引起輿論軒然大波。
   儘管早有心理準備,但與收穫到的零星掌聲相比,鋪天蓋地的質疑甚至“詰難”,也許還是超出了她的預料。在這些反對的聲音中,毫無疑問摻雜了當年“文革”的參與者,以及希望再來一次“文革”的人,個別知名人物以慣用手法進行惡意的政治栽贓,將她的道歉“升格”為與當今意識形態的對抗。這些人的追隨者則用匿名指責她上演了一場“道歉鬧劇”,並且質問:“打著開國上將子女的旗號,經過父親同意了嗎?”匿名者還像往常在網絡中充當“水軍”一樣,通過“揭密”來分化、孤立目標,說她赴美留學後,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環保局但任過環境分析官員。將她的身份標註在“美國官員”上,是這些人在公共論壇中滲入激進民族主義毒素的老把戲。
   對這些為“文革”叫魂者的惱怒,宋彬彬應該有所意料。但讓她沒想到的是,一些平時與那些人水火不容的知識分子,在這件事的立場上竟然與自己的對手達成了臨時同盟。不過,同盟不同路,知識分子大多坦蕩地以實名發言,至少在格局上,與那些猥瑣的匿名者見出了高下之分。
   梳理知識分子質疑,大致有三類:
   一是認為寬容要有資格。一位我長期關註的博主強調,“道歉是自我救贖,不是利益勾兌的籌碼,無須以公眾反應為條件。殺人越貨之惡,豈是一個道歉可了?非受害者及親屬,無資格大言寬容,何顏面矯情致敬?至於擔心會‘嚇阻’潛在觀望者的人,幼稚到讓我心碎。”
   二是質疑道歉缺乏真誠。有人認為宋彬彬的道歉更像“自我開脫”,還有人進一步追問:既然你說兩次到場“阻止”, 那麼,你就是慘劇的見證者。反思從見證開始,從揭示真相開始。那天到底誰打死了卞校長,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,你出來說句話啊。不僅是卸下自己的道德負擔,更需要為卞校長說句話,替死去的人說句話啊。見證,比道歉更需要勇氣。
   三是懷疑道歉的動機。有人說,她把對老師的暴力迫害說成“沒把老師保護好”,這樣的道歉與事實無關、與懺悔無關、與歷史反省無關、與承擔個人責任更無關,目的是為了把自己身上“紅衛兵”這三個髒字洗白。
   沒有真相,就沒有和解;沒有懺悔,就沒有寬恕。二戰後的德國是如此,南非推翻種族隔離制度後也是如此。學者梁鴻的一段話也許可以作為質疑者的總結陳詞:不是不要寬容,而是我們要什麼層面、什麼深度的自我反思和批判。也不是不可自我辯解,而是你為了什麼辯解,如果只是洗脫,那道歉甚至更深遮蔽真相。“文革”的反思與人性的黑暗也必然關聯。
   反思要具有公共性
   在宋彬彬道歉一事上,不斷有新的證據呈現,不斷產生新的觀點,通過持久而激烈的辯駁與爭論,一步步地逼近真相,使反思向更深層次推進。
   學者徐賁的《宋彬彬的“錯”和“罪”》一文提供了另外一個思考維度。一方面他認可宋彬彬道歉的積極意義,另一方面又覺得這種道歉只是一種“輕描淡寫的自我粉飾”,認為她只是認了一些小“錯”,而根本沒有看到(或承認)自己該承擔的那份“罪”責。
   南風窗雜誌的官方微博引用人大教授張鳴的話說,“不要以為歷史已成過去,它是有可能反覆的。韓德強因意識形態問題當街扇老人耳光就是一個表現。”學者劉勝軍發帖說,十年“文革”,堪稱人類歷史空前浩劫。“文革”最大遺毒,在於對法治的肆意踐踏。相當多的人不瞭解“文革”的殘酷真相,“很傻很天真”地將“文革”等同於清廉、公平。痛定思痛,必須立刻馬上設立“文革”博物館,警示世人。
   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專門寫下《建“文革”博物館,促中國步出歷史童年》一文,認為宋彬彬的致歉具有象徵意義,且促使我們思考如何避免“文革”這樣的民族災難在中華大地上再次發生。要避免二次“文革”,很重要的是避免遺忘,這就需要建設國家“文革”博物館。
   而葉匡政發表在騰訊大家上的《“文革””更需要公共政治層面的反思》,更是直接了當地指出,“文革”更需要的是公共政治層面的反思,而不是個人道歉與懺悔的單純累積。雖然個人懺悔有助民眾反思現實中的言論與行為,但更重要的是反思如何從法律和制度上,避免此類歷史悲劇的再度發生。  (原標題:宋彬彬道歉 的輿論迴響)
創作者介紹

ri63rivwma 發表在 痞客邦 PIXNET 留言(0) 人氣()